行政资助属于行政给付的一个领域，总体上接受给付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控制[8]。
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属性，读者便超越了人与非人的界限。于是不用花钱教育她们，不让她们接近权力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69]参见〔德〕恩格斯·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同情本身是一种想象：想象坚持着对于事物的一半看法，并把这些看法所产生的感觉和由于我们的特殊而暂时的位置发生的那些感觉加以区别。[5] 相比较而言，权利的固有性观念在实践中比权利的平等性和普遍性更容易被广大范围的人们接受。同样，在种族的问题上原理也是如此。
只有透过想象，我们才能对他的感觉有所感知。斯密说道：由于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感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8]这种正义对于其他价值的优位性理念在1949年后就演变为宪法优位原则。
准此，宪法和私法都与既有的法秩序具有关联性，私法规定或宪法规范得经由相关法秩序再予确定，是以宪法的价值决定可充实进私法的开放性规定中。See Olha Cherednychenko, Fundamental Rights, Contract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aker Par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Contract Law, with Emphasis on Risky Financial Transactions,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07，pp.32-35. [50]惟注意的是，法院在判断时，合同双方地位的不均衡须是一方的私法自治受到了侵犯以致处于他方决定之中(他决→不均衡)，在此基础上，法院才承担起保护私法一方没有机会实现其基本权利的义务。因此，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仅仅涉及到法院对私法权利的解释问题，并未有任何关于实质性结果或制度性能力的问题。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著：《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4页。
修订后的第253条，还包括：因侵害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主决定而须赔偿损害的，也可以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公平的金钱赔偿。第三是宪法诉愿的存在使得宪法法院可以审查民事法院个案裁判的合宪性。
(二)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三大理论基础及其实践 1.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及其实践 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3款之规定，国家在私法领域中颁布法令应受到下列基本权利[52]的限制，因此私法领域的立法或劳工法必须按这些宪法原则来制定，这就为基本权利在私法中的影响提供了宪法基础。[12]是以，基于宪法的优位性(Art.1，Art.93，Art.100 GG)、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Art.1 II GG)以及基本权利作为法规范的直接拘束性(Art.1 III GG)、与宪制秩序的关联性(Art.20 III GG)，根据德国的司法审查机制(Art.97 IGG)，联邦宪法法院据此可审查该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权利不得侵犯这一禁令要求(Unantastbarkeit)(Art.92 ff. GG)。基本法所规定之基本权利通常都会直接影响到私法，民事法院在作成判决时不仅不得侵犯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在考量私法之保护措施是否不足时，更应致力于通过解释保障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实现。联邦宪法法院所运用的证成方式，涉及到了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与基本权利有效的法律保护、基本权利的保护诫命与法院个案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属性、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与人类图像理论、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主观权利保障与客观宪法维护的一致性、基本权利的放射性作用、基于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与平等对待原则而在私法关系中出现的三角结构关系、违宪疑虑时的法律合宪性解释与未有疑虑时的宪法取向的法律解释、基本权利对于私法规范的解释及其个案适用的影响等。
总之，联邦宪法法院一方面以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为基础，强调基本权利在解释私法概括条款上所起的放射性作用，另一方以整体宪法秩序为基础，强调私法概括条款与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护具有相关性。尼帕代和莱斯纳同样也指出在私人关系中，不管是合同关系，还是非合同关系，因一方相对于另一方，都是基本权利的受益人，对一方基本权利的保护或限制必须与另一方基本权利相较权衡，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在私人关系中仅具有相对性。[4]参见张魏：《德国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同时，《基本法》第3条的平等对待原则也涉及到了私法领域的基本权利保护方法，但其所指涉的仅是一种消极的保护方式。
[34]从尊严的入宪背景来看，《基本法》的起草者Adolf Süsterhenn指出彼时制宪会议(Parlamentarischer Rat)的立宪原意系把人的尊严条款当作绝对永恒之条款，是合宪法秩序内的最高价值，应受到永恒之保护，并防止任何人，包括公权力以及私人侵犯他人尊严。[1]在德国的法秩序中，就法律位阶层级来说，私法规范须与基本权利相一致。
在此，概括条款是作为法院权利保护的承接规范(Auffangnorm)而存在的，因而概括条款也被称为基本权利进去私法领域的入口处。这时瓦尔赫夫表达自由与图片报的出版自由就产生了冲突，案件最终上诉到了联邦宪法法院。
[61]参见[德]克里斯提安·史塔克：《基本权与私法》，林三钦译，载氏著《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72-373页。[23] 其三，是法官未依基本权利之规定恰当审查该私法规范适用于个案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即适用的违宪，对此法官应作结果取向(Folgenorientierung)上的合宪性解释。在此情况下，在涉及瓦尔赫夫的不法行为侵犯到图片报的出版自由时，推定图片报的出版自由优先受到保护。对法院而言，是顾及且公平的原则，是一项顾及的诫命(Rücksichtnahmegebot)，有个案衡平的义务。因此，基本法上的人类图像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72] 在瓦尔赫夫(Wallraff)案中，瓦尔赫夫为了获取写作信息，匿名并以记者的身份在图片报(Bild)工作了4个月。
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实践，始得干预基本权利的一般性法律包括了私法。[77] 第三，宪法规范并非都需借由立法的中介规范始得发生效力，通过司法的行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理解和适用)也可发生效力，但在这一过程中，基本权利、私法自由及其宪法保障被概念化，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在宪制体系中被分化和具体化。
[70]所以，法官在确定某项基本权利被一般性法律限制的程度以及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时，必须以基本权利所彰显的价值与整体法律秩序为背景来解释。基本权利的垂直关系包括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与私法规范、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与法院判决两方面的关系，在这两组关系中，基本权利发挥的是直接效力。
[62]Vgl. Niklas Luhmann, Grundrechte als Institution. 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 Duncker Humblot, S.58-67. See A. Barak, Constitutional Human Rights and Private Law，in: Friedmann, Daniel, and D. Barakerezeds.，Human Rights in Private Law, Hart Publishing, 2001，p.21. [63]BverfGE 4，7=NJW 1954，1235. [64]BVerfGE 45，187=NJW 1977，1525. [65]参见[德]Klaus Stern: 《基本权及其限制》，林三钦、张琨盛译，载Peter Badura, 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苏永钦等译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8-19页。[43]BVerfGE 34，269=NJW1973，1221. [44]See Basil S. Markesinis and Hannes Unberath, The German Torts: A Comparative Treatise, Hart Publishing, 2002，pp.69-79. [45]参见[德]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论从非道德行为到侵权行为的转变》，邵建东等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8-421页。
《基本法》第9条第3款第2项规定的结社自由的规范领域不但包括工会的各个成员，还包括工会本身。[54]除此之外，宪法也是一个内容井然有序的规范整体，具有最高位阶，并且是法秩序的基础与范畴所在，从而构成一种框架秩序。其基于《基本法》第1条以及《民法典》第253条关于非物质损害赔偿的规定，认为如果《民法典》第253条所规定的自然补偿对于当事人的精神损害来说是不充分的，那么该条款应被解释为允许金钱赔偿的存在。随后，被告D出版公司将律师M所发的更正函件以标题读者来信(Leserbriefe)发表，并删除信中若干关键内容。
[37]因此，在私人的自由领域中，就算当事人基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或个人自决都不能侵犯到宪法所保障的人的尊严的内在领域与人之本质(Substanz der Menschlichkeit)。第2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绝不能受到侵犯。
[46]对此，在德国学界也是争议颇多，但本文这里强调的是法院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2条之规定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826条为之法律续造，得出在私法中也保护这种一般人格权，而后用以私人人格权之保护。[56]Vgl. Josef Isensee, Das Grundrecht als Abwehrrecht und als staatliche Schutzpflicht, in: Josef Isensee und Paul Kirchh o(f 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C. F. Muller Verlag Heidelberg, 1992，S.414-421. [57]BVerfGE 7，198=NJW 1958，257. [58]BVerfGE 30，173=NJW 1971，1945. [59]BVerfGE 30，173=NJW 1971，1945. [60]转引自周云涛：《论宪法人格权与民法人格权：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1页。
国家及法秩序具体的结构及公秩序都是由之形成，因此，个人应受基本权利规范之约束。[24]如在卡洛琳(Caroline)案中，联邦宪法法院指出民事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私法规定时，必须注意到系争案件所涉及基本权利的意义和效果，俾使该基本权利所确立的价值也能在具体法律适用的层面得以保障，若错估了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或其影响、重要性，以致于在私法规定的范围内对双方法律地位未作准确权衡，系争判决即是违宪。
一般性法律与基本权利的交互性影响的功能主要是在私法中解决潜在的基本权利冲突，充当那些没有明示界限之基本权利的宪法内在界限，或者被用来将内容抽象、开放的基本权利予以进一步具体化，同时也加以限制。Vgl. Robert Uerpmann-Wittzack, Gleiche Freiheitim Verh?ltniszwischen Privaten: Artikel 3 Abs.3 GG als untersch?tzte Verfassungsnorm, Zeitschrift Für Ausl?ndisches ?ffentliches Recht Und V?lkerrecht Za?rv, 2008，S.359-370. [90]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Julian Rivers tr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357-358. [91]BVerfGE 33，247. BVerfGE 45，63=NJW 1977，1960. BVerfGE 47，253=NJW 1966，1926. [92]See Robert Alexy, Rights, Legal Reasoning and Rational Discourse，5(2) Ratio Juris, 1992，pp.143-152. [93]Vgl. Detlev W. Belli, Antje Herold Marek Kneis, Die Wirkung der Grund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zwischen Privaten, in: Bad. Attila Detlev W. Belling(Hrsg.)，Rechtsentwicklungen aus europ?ischer Perspektiveim 21. Jahrhundert, Universit?tsverlag Potsdam, 2014，S.55-93. 作者简介：许瑞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 第三人效力 。且根据《基本法》的第1条、第93条第1款第4a项及《联邦宪法法院法》第90条第1款之规定，基本权利就起了法规范的作用，从而拘束任何公权力行为，当事人认为系争法院的司法行为(判决)侵犯其基本权利且是针对自己的、直接与实际的基本权利损害，并具有重要宪法意义，即可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46] 三、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 (一)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的核心内容 由于基本权利直接第三人说存在理论体系不足、可能引起公、私法界限模糊、侵犯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公权力对于私人领域干涉过多等诸多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说。
根据《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之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的限制(宪法法律)，司法应受法律(Gesetz)和法(Recht)的拘束，这里的法(Recht)是含有自然正义意涵的高级法，系以基本法所规定的宪制秩序为内容。[5]参见张红：《基本权利与私法》，中国政法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
不符合正义的法律根本上不符合法的性质，是有缺陷的法，因为包括实证法在内的法只能被定义为这样的一套系统和制度，法根本意义上是为正义服务的，正义是优位于其他价值原则的。[5]但据笔者考察，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除了这些问题外，还涉及到基本权利的效力体系、理论体系等问题。
在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由于第三人效力理论已成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意识的行为，宪法私法化(Verfassungsprivatrecht)已然成为一种共识。[6]另须指出的是，就基本权利的规范适用而言，直接适用/间接适用的分类有违规范适用的一般性原理，因此本文用直接效力/间接效力来分析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问题。